華夏時報（www.chinatimes.net.cn記者劉詩萌 北京報道

短短兩年里，PPP環保產業中已經從人人爭搶的金蘋果”變成了害死白雪公主的毒蘋果”

從2018年開始，不少民營環保企業陷入財務困局。根據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數據統計，100多家環境上市公司里，一年多來大約有近20家公司碰到資金難題，包括東方園林、啟迪桑德、碧水源等頭部環保民企，或引入國資背景的戰略投資，或出讓控股權，靠“賣身”才得以暫時脫困。

業界普遍認為，盡管這些危機與外部經濟下行、金融去杠桿、自身的盲目擴張等因素不無關系，但PPP規范管理更加嚴格可能是引爆這一輪危機的重要因素之一。此次危機中遭遇較強沖擊的上市企業中，有60%企業業務范圍涉及PPP項目，其中78%企業擁有大規模黑臭水體治理、河道治理等非經營性環境項目。

全聯環境服務業商會副會長兼首席環境政策專家駱建華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環保PPP模式的根本問題就是政府沒有新的收費渠道，而僅僅是用財政收入來支付環境治理項目，不可繼續的建議，PPP項目必需建立受益者付費的市場化回報機制，構建環保資金投入的可繼續運作機制。

環保PPP從鮮花著錦到折戟沉沙

PPP模式，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2013年以來國家大力推動的一種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運作模式，旨在通過私營企業、民營資本與政府的合作實現合作共贏。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的大力推動下，大量基建領域的項目都廣泛采用PPP模式進行運作，有著公共屬性的環境類項目也不例外。上海水處理設備尤其是水務和園林領域PPP項目集中，大量投資額動輒十幾億元、多則上百億元的PPP項目呈現。

一些企業受益于PPP規模急速膨脹。例如被稱為“PPP第一股”東方園林，園林市場萎縮的大背景下大舉進軍水環境治理市場，2016-2018年頻繁斬獲PPP項目訂單，中標金額分別高達416億元、715億元、408億元。PPP項目的推動下，2018年東方園林總營收為132.93億元，凈利潤為15.96億元，與2009年相比漲幅都在20倍左右。另一個例子是老牌環境民企碧水源，2018年年底PPP訂單占全公司在手訂單金額的80%

然而，2017年底財政部發布了關于規范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管理的通知》提出要防止PPP異化為新的融資平臺，堅決遏制隱性債務風險增量。受這一政策影響，一些偽PPP項目被清除出庫，新增項目數量也降了下來，加之金融去杠桿作用，一些企業“借新還舊”融資方式不靈了債務違約風險開始集中顯現。

規模野蠻擴張的代價是企業債臺高筑。水務、園林、垃圾等環保項目大多是重資產項目，局部企業為了擴大市場份額，往往采取短債長投、融新債償舊債的方法來溢價收購和競標投資，靠PPP項目滾動融資來維持運營資金流動。

東方園林遭遇發債遇冷后財務壓力陡增，從2018年3月到2019年2月共計兌付約77.60億元才將短期債務歸還完畢，2019年三季報顯示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虧損8.86億元。

東方園林稱，2019年上半年由于金融環境和行業政策變化，加之自2018年年底以來集中歸還了大量有息債務，公司主動關停并轉局部融資比較困難的PPP項目，控制了投資節奏，減少了運營投入，此外營業收入減少的同時費用繼續發生，特別是財務費用較上年同期增加，導致公司前三季度整體業績出現虧損。

專家建議：回歸根源，完善制度

5年的時間里，PPP制度讓環境產業迎來迸發式增長，也令產業遭遇泡沫刺破后的動蕩。

最近一年來，不只僅是東方園林一家斷臂求生，終止、關停PPP項目近期在環保領域已經不算“新聞”僅今年11月當中，另一家頭部環保民企啟迪環境終止了位于湖北、甘肅的3個項目，6-7月盛運環保、天翔環境等企業也紛紛終止了局部PPP項目，涉及資金逾越百億元人民幣。

依靠過度舉債的資本驅動模式已不適合現階段產業現狀，決策者應時刻牢記‘投資是有風險的借錢是要還的謹慎投資參與規范的PPP項目。駱建華建議環境企業回歸根源，收縮產業布局，打造關鍵環境技術設備和管理服務創新的核心競爭。已經陷入債務危機的環保企業，需要妥善改善債務結構，防止財務風險蔓延，一方面可通過股權融資方式引入戰略投資，另一方面可推動PPP項目資產證券化等方式，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本錢。

然而對于企業來說，終止項目是只是管控風險的方法之一，提供生態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環境產業3.0時代，PPP模式仍是未來市場化機制的優選之一，完全拋棄這顆“毒蘋果”并不是最佳選擇。駱建華看來，要解決PPP制度給環保企業帶來的問題，最重要的完善頂層設計，也就是建立受益者付費的市場化回報機制。

2002年市政公用事業開展市場化改革后，環保產業在十幾年的發展當中形成了兩種主要收費機制，一種是污染者付費”另一種是使用者付費”工業污染治理一般實行污染者付費，委托第三方服務企業專業化治理污染；而鄉村環境設施建設，一般實行使用者付費，再加上財政資金可行性缺口補貼，委托第三方服務企業提供污水、垃圾處置等公共服務。因此，上海水處理設備此前的環境基建設施投資運營體制以“使用者付費”為基礎，形成了BOTTOT為主導的融資模式，企業可以獲得繼續的投資回報。

然而，隨著環保項目從過去單純的污染整治擴大到生態建設范疇，過去的收費機制也面臨新的難題。過去是這里有污水就把污水處置完，有垃圾把垃圾燒掉，這是污染治理。現在有污水了光處置掉還不夠，還要把已經被污染的河道給治理了治理完還要把周邊搞成一個濕地，防止面源污染。所以說河道整治、黑臭水體整治完全就變成一個公共產品，既難找到誰是污染者，又很難說清楚誰是使用者，只能由政府來承擔。駱建華說。

這一機制顯然不可繼續。推行PPP制度之前，地方政府受制于財政收入和增長速度，無法提供轄區內公共環境治理服務。采用PPP模式引入社會資本后，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政績，未統籌考慮臨時運營的財政接受能力就盲目上馬大批PPP項目。由于地方公共預算收入增速遠低于PPP項目服務費用支出速度，政府財政赤字繼續擴大，應付賬款總額激增，項目拖欠費用情況也日益嚴重。而對于投入PPP企業而言，基建前期初始資金需求大，沉淀利息高，回報期長，且單純依賴地方財政為付費主體，如果出現拖欠費用，企業現金流壓力和財務風險將會更大。

因此，建議對于區域綠化和流域河堤整治等生態改善類項目，首先需要建立受益者付費的市場化回報機制，通過環境改善帶來了地產升值、旅游業發展等，都應該有相應主體為之付費，這樣才干構建一個可繼續運作機制。比如說河道整治好了直接受益者首先是買下周邊這些地的房地產開發商，土地價格升值了房地產的價格也跟著升值，所以應該從土地出讓金里加上這一部分，讓開發商為環境改善付費。